传统商帮在封建集权社会形成，依赖“官商勾结”发展，随着洋务运动等带来了工商业文明到封建社会最终灭亡，传统商帮也失去了其生存土壤，走向衰亡。
伴随着《乔家大院》《大清徽商》等电视剧的热播和《红顶商人胡雪岩》等文学著作的畅销，越来越多的古代商界精英们被人们所熟知。
这些作品让人们见识了古代商界中的纷繁复杂和尔虞我诈，也让不少人开始对古代商帮产生了兴趣：传统十大商帮是如何发展起来，又是何时走向衰落的？
商帮起源
说起商帮历史，徐志频算得上有发言权的一位，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当商帮已成浮云》中，他对中国十大商帮作了一次全新的解读。
“商帮是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以经济关系为核心而组成的帮派性组织。”徐志频强调，商帮一词在古代并没有，而是后代学者作的归纳总结。
对于商帮的概念和历史十大商帮，学界一直存有争议，现在多数公认的是晋商、徽商、粤商、闽商、陕西秦商、山东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浙江中部)、洞庭商帮(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和赣商。
尽管有所争议，但商帮是确实存在的。徐志频表示，商帮的萌芽期始于唐宋，唐朝出现市和坊的概念，市即是集市，买卖产品的商人开始增多，坊指居住区，唐朝是市坊分开，宋朝是市坊混杂，从商之人日益增加。
商帮真正兴盛是在明清时期。说起兴盛就要先从人们熟悉的乔家大院说起，因为这座大院所代表的晋商正是商帮发展中最初显露头角的。
徐志频介绍，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还出现在欧洲、日本等地。让晋商得以大力发展的正是明朝的“开中法”，这也被视为商帮规模出现的根本原因。
“开中法”是明代鼓励商人运输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给予贩盐专利的一种制度。这还要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蒙古说起。出兵讨伐除了要有精兵强将，粮草补给也很重要，当时朱元璋的边疆80万大军需要粮草，官方却无法完成任务，因此开始借助民间力量。
徐志频表示，封建社会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一直对盐和铁实行垄断经营，亦称“盐铁官营”，“开中法”实际上打破了政府的长期垄断，为日后商帮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十大商帮成因不同
如果说“开中法”催生了晋商，那么明朝的另一项有关盐业买卖的制度“折色法”则使徽商开始发展。
“开中法”方便了边境开发，取得一定效果，但一些官僚见持有盐引有利可图，纷纷奏讨盐引，转卖盐商，严重影响了政府财政收入。
明朝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改行“折色法”，商人向盐运司交纳一定银两，便可直接进行食盐贸易。
而自实行“折色法”之后，有着两淮盐场之地利的徽商渐渐排挤了晋商，逐渐取得食盐销售的垄断。
徐志频指出，古代商帮发展原因各有不同，除了政策上的推动，地域特点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他举例称，比如浙商的出现，一方面是受王阳明、黄宗羲等思想家鼓吹影响，同时浙江靠海，自古便与日本等国有往来历史，也为日后形成“全民皆商”打下基础；闽商同样是因靠海地域优势得以发展；粤商产生则源于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十三行等沿海贸易的历史积累。
纵观十大商帮，法治周末记者发现，像晋商、徽商等多产生于耕地匮乏、环境恶劣地区，对此中国商会文化建设领军人物、著名商会活动家伍继延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笑言，商帮发展史充分印证了“穷山恶水出商人”的俗语。
“现在提起富商老板，人们会觉得有钱、厉害，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是最被人瞧不起的一类人。”伍继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当时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即最好的出路是念书考取功名，或者从事农耕及做工，经商被列在最后，“很多人正因所处地域不适宜农业种植而被迫经商。”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由于地窄人稠，注定了徽州人要向外部拓展生机；温州人也是无法靠土地为生，不得不出外经商。
徐志频指出，正是随着走西口、闯关东等地区人口流动，使一些地域面临人口膨胀，致使人口大规模的迁徙，这种自由流动也带来了商业交换，这是商帮产生的一个原因。
地域商帮的优势
传统商帮都是以地域划分的。伍继延表示，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和乡谊为纽带成立起来的，这是商帮的特征。由于当时中国没有形成大市场概念，因此这种划分带有极大局限性，“比如洞庭帮仅指洞庭东山和西山区域，可见划分范围之小”。
在伍继延看来，这种商业帮派性组织之所以形成，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必然选择。由于封建社会重农抑商传统，这些商人需要聚指成拳使自己更强大；在古代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下，商人经商依赖的是地缘与血缘，同一个地方的人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相似，也自然会走到一起。
“商帮在当时对商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顾问吴绪彬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传统商帮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闽商为例，当时先出去打拼的商人不但告诉乡亲哪里有生意可做，也会给刚走出经商的人提供住处、经济援助，建在各地的公馆、公所就是他们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
商帮发展对中国商业发展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徐志频指出，商帮发展繁荣了社会经济，是对中国传统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有力补充。没有商帮，中国农产品剩余品不可能通过交换来调节盈亏；二是促进国家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发展，现代的银行其实就是古代商帮的钱庄演变而来的。
伍继延强调，商帮文化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商业交易产生，商人的自由，交易的平等都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因不同地域特点，各商帮也产生了不同发展特征，比如北方善义，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灵活；晋商学而优则商，徽商是商而优则仕。
“这种商业文化的多样化也进一步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丰富了我们的文化，也给现代人经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伍继延说。
权力魅影下的结局
“官商联结是传统商帮的一大特点。”伍继延说，商人通过攀缘政治势力以获取垄断利益，政治势力借以权力寻租而参与商业分羹，一些商人更以商业投资的动机采用捐纳方式进入仕途之路，从而合法实现商业与政治的融合。
不过，他表示，商人巴结权力也是无奈之举，封建社会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制度，从根本上不允许商帮这样的民间自治组织出现，因此只会出现权力压制商业与商人，将他们变成自己的奴仆，商人要想做得更强，走向官场仕途就是一条必选之路。
徐志频也指出，权力主宰财力，官商勾结现象定会成为必然，这也恰恰注定了商帮最终灭亡的命运。历史上不乏商人依附权力成功的例子，但结局往往悲惨，著名徽商代表胡雪岩因辅助左宗棠有功，曾被赐黄马褂，一度富可敌国，最终却被李鸿章把持下的朝廷罚得倾家荡产。
“商帮依靠权力只是历史一个过渡阶段。官场讲究权、势、术，天生就规定人与人不平等，人可以完全控制压迫他人；但商人讲究平等、自由，官与商如此南辕北辙，却硬要合二为一，注定了衰亡命运。”徐志频说。
传统商帮在封建集权社会形成，依赖“官商勾结”发展，随着洋务运动等带来了工商业文明到封建社会最终灭亡，传统商帮也失去了其生存土壤，走向衰亡。
徐志频以徽商为例，徽商经营盐、木、茶、典四大行业，在清朝后期由于太平天国起义等引发战乱，严重打击经商环境，清政府为求自保也取消了徽商盐业垄断权，再加之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入侵如洋茶的冲击等，最终导致徽商产业全面崩塌。
除了外部原因，封建社会下形成的商帮固有的封闭、保守等思想也使得自身难以抓住转型机会，晋商曾多次想筹资通过建银行、采矿业等对抗西方商业入侵，但最终都因内部思想矛盾搁置，随着封建社会灭亡而衰亡就成了必然结果。
尽管由于中国历史进程的特殊性，传统商帮已烟消云散，但徐志频强调，它们仍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不是真金白银和深宅大院，而是沉浮的经验和如何真正实现商业发展的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