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晋商徽商，也有宁波帮湖南帮之说，在旧日的市场上与乡缘联系的商帮不只表示共同区域文化，且在互相帮助、互相协调方面有重要的实际作用。在农业化、手工业化和初步工业化时代，商帮作为地理阻隔与突破地理阻隔的产物（一个地方不是有商人就有商帮，只有走出去，扩大行动半径的商人群体并且在外部发展中形成规模，且有一定联系协作者才构成所谓商帮），体现了商人群体在资源与文化特征方面的非共享性的一个符号特征。改革开放大大改变了市场的阻隔水平，也促使更多的人在异地寻得更多的商业机会，与以往相比商帮有了更大的发育余地，因此今天出现的新浙商、新粤商、新徽商、新苏商、新豫商、新晋商、新沪商、新津商等商帮就层出不穷。在工业化与信息化时代，人们的资源共享、市场统一性与资源均衡可得性大大增强，商圈文化逐渐强于商帮文化——由购买力水平差异、竞争力水平差异、先后发模式、资源投放与管制模式导致在不同区域市场（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的跨地域国家经济联合体或者跨地域超国家经济联合体）内的营商环境、资源特长与商业合作模式的一定区别，不同区域内的不同来源地商人群体内部的多样性水平及其包容性水平有一定区别，同一来源地商人群体进入其他区域市场内部的渗透性水平也有一定区别。商圈成为商人群体资源指向的主方向。因此今天的商人往往同时成为多种商帮的成员：既是某些商圈成员（比如现在很多浙商也是新沪商成员），同时也是来源地商人群体组成的商帮成员，有些商人甚至以种种理由成为其他商帮的成员，多元化商圈联系可以为商业行动提供很好的帮助。
强商圈时代，决定商人竞争力的元素有了显著的新变化：一是与产业、营商条件相关的政策公共性程度提高，私相连结的官商关系退隐；二是知识与知识周期对于商人地位与机会获得的影响力加大，商人群体与知识圈结合度大大提高；三是国际化知识国内化与国际化需要行动化能力大大加强，跨地域活动经常化、体制化；四是技术贡献与技术更新贡献水平成为企业经营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五是资本市场建制化与建立和资本市场联系对于企业发展的作用日益成为普泛认识；六是产业集聚、多元产业连接、园区化集聚带来发展的高效率。强商圈时代的这些特征，大大削弱了地缘关系的传统价值，跨越地域的招商引资与本地域内部的四海一家成为更为流行的行动模式。
但是这不代表商帮文化的终结，事实上地缘关系依然是人们之间建立与维持社交关系的一个支持变量，它依然有降低信任成本、转变成为互助关系的支持价值；来自同一来源地的商人群体依然保留有某种共同的文化样式，这种相似性是保持人们内部某种认同的有意义的元素；某些行政资源依然按照地域关系设置，因此有意识地保持地域性联系也是获得这类行政支援的有价值的理由；在国际化行动中，商帮联系的价值甚至至为关键。但是，以地域性商帮作为获得个人、组织与行政的重大帮助的核心元素的时代条件已经相对薄弱了，我强调它只是一个辅助元素，或者是一个文化符号元素，商帮商业价值淡化是不可挽救的事实，但商帮文化价值的强化尤其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动机主导下的强化依然不可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