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作家徐志频的著作名称《当商帮已成浮云》一样，历史上的著名传统商帮已成过眼云烟。现在人们所提的晋商、闽商、徽商等不再是商帮，而是商会。

“从传统商帮过渡到现代商会是我国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商会文化建设领军人物、著名商会活动家伍继延强调，如何让现代商会借鉴传统商帮经验并创新使其真正发挥作用尤为重要。

从商帮到商会

吴绪彬最近很忙，作为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顾问，他要为商会最近参加举办的几个论坛研讨会和商业投资会提供意见指导。

说起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吴绪彬用浓重的闽腔口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是闽商在北京设立的自治组织，在上海、山东等很多地方也都设有福建商会，“它把我们各地的闽商联络在了一起”。

其实不仅是闽商，如今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商会”一词，立刻便会出现大量各地商会信息，北京山西企业商会、重庆市陕西商会，等等。

这些建在各大城市的商会，都是由早年商帮脱胎而来。

“商帮是商人的帮派组织，商会是商人的法人组织，这是根本区别。”徐志频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商帮的产生要具备三条：农耕文明、集权制度、宗族观念；商会的存在也需要三个条件：工商业文明、民主制度、市场观念，“时代不同，产物不同”。

“时代特点是商帮和商会的一大区别。”每次谈到商帮和商会，伍继延都习惯在它们前面加上表示时间特点的词语，“传统商帮”和“现代商会”。

一身传统中式装，说话不时会带出几句古文，伍继延很尊重传统文化，但他却曾提出传统商帮都“该死”的言论，他向法治周末记者强调，传统商帮“该死”是指现在社会发展环境已不同于当初，商业发展应与时俱进。

“商帮的核心是‘帮’，这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依靠血缘和地域为纽带联结的，那时是封建政府专制统治，全国性市场没有形成，地域性商帮应该兴起。”

伍继延强调，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发展时期，发展的是市场经济，我们要将一盘散沙的企业形成集合体并产生更多功能，“现在已不可能再回到传统商帮的经商和社会环境，因此需要的是尽快由传统商帮向现代商会进行过渡”。

商帮变商会，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不过，伍继延强调，对传统商帮不能全面否定，有很多是值得现代商会学习借鉴的，比如说晋商自古便以诚信著天下；徽商也是讲诚信、肯吃苦。

“传统商帮文化是现代商会发展的雏形，也为商会发展提供了借鉴经验。”伍继延说。

最终目标应是“华商”

现代意义上的商会最早出现在1995年，温州人在昆明成立了温州商会，此后商会开始在各地蓬勃发展。

纵观如今的商会不难发现，地域性划分仍是一大特点，比如加入北京山西企业商会，就必须是在北京的山西商人企业，这点和传统商帮地域划分相类似。

对此吴绪彬指出，当前地域性商会是商会的主要发展形式，在各地设立异地商会，能让这些打拼的商家在异地找到“归属感”，有助于提升企业发展，同时在异地和同乡出来的商友交流合作，也会因地域文化差异较少而更加方便畅通。

商会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通过内部信息共享，搭建信息平台，为企业提供共同发展机会。

比如某企业找到一个投资项目，单凭自己的实力可能做不了，通过在商会内部的讨论集资，可以由几家有相同意向的企业共同投资，“这就像一根筷子容易被掰断，但一把筷子就不易被掰断一样，企业集中在一起力量会更强”。

吴绪彬同时指出，在银行贷款等方面，商会也可给企业帮助，比如某银行与商会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合作，在商会成员去贷款时，银行可能会降低放贷门槛提高放贷额度。

在伍继延看来，商会发展还有着更深层的意义。商会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应该靠法律，靠宏观经济政策，而不是以前那样直接管理，这样一来企业的自治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哪个社会，企业家都是稳定力量，因此商会建设也是和谐社会发展中的积极力量。”

不过伍继延强调，虽然同一地域的人会因共通性而容易联结在一起，地域性商会发展也有意义，但从长远看，应在各地商会建设的同时融合发展成中国商人为一体的“华商”，“在当前全球化大趋势下，是以国家民族为基本单元的，中国是一个统一市场，应建设以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为背景的商会”。

各种问题不容忽视

众多商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但吴绪彬直言，很多商会发展得并不好，甚至只是一个“空壳”，完全没起到应有作用。

“如果说传统商帮是一种互助乡情和利益的结合，现在很多商会则完全是商人的利益聚合。”吴绪彬曾和一些企业聊过，有的企业在加入商会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山东企业老板陈强勇就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自己当初参加商会为的就是以此作桥梁认识更多生意伙伴，寻求商机，他直言“商会从会长到成员全都为自己牟利，很少开展活动，更谈不上互帮互助，我们要的无非是商会这个名而已”。

“利益确实是凝聚商人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每个企业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商会不会得到真正发展。”吴绪彬指出，现在不少商会已经变成会长、秘书长个人出风头的平台，他们通过商会领导的名头在社会上获取关注，为自己的商业发展甚至走向政界铺路，但对商会内其他企业则不闻不问，完全将商会变为个人牟利平台。

伍继延指出，这种情况恰恰与一些商会选举机制不民主有关，现在一些商会会长的推选就是看谁的企业名气大，谁投的钱多，这样就会造成“谁出钱多谁说了算”的错误管理方式。

伍继延认为，会长选举应综合多方因素，有些人企业做的大但没精力去管商会，因此推举应实行会员投票等方式，选出有能力、有思想，真正能为商会建设出力的企业家。

此外他强调，商会建设还应避免出现“家族化”倾向，比如有的商会，会长、秘书长都是家族企业成员，直接把商会变成了家族企业的一部分，利用商会名头为企业进行经商活动。

“商会是众人之会，不能成为某一企业的分支，而且商会是非营利组织，不能以商会名义从事牟利活动。”伍继延表示。

出路在于依法治会

伍继延认为，商会建设应注意两点，一是理清与政府的关系；二是依法治会。
“商会应强调独立性，充分尊重商会作为一个社会自治组织的非政府性特点，而不要搞成依附于政府的协会。”伍继延说，传统商帮衰落的原因就有过分依赖政府权力，现代社会如果过分依附权力，“商会也可能变成官商勾结的新渠道”。

吴绪彬则认为，商会不应依附于政府但也不能脱离政府，商会应是政府联系民营企业的桥梁和纽带，商人可以通过商会合理反映诉求；政府也应积极向商会传达政策动向，双方形成良性互动。

徐志频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小政府、大社会”应是未来中国发展的趋势，政府把一些事还给基层社会组织，让他们充分发挥自治自律作用，商会正是如此。

“商会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依法治会，首先内部建设要提倡民主法制。”伍继延指出，一个现代商会在会务制度及管理上必须公开、公正，领导选举要公开，会务信息要公开，也要全面听取意见。

商会的管理则要建立在制度化基础上，使成员受到法律和商会规章的双重管理，比如明确企业不得发国难财，违法违纪，并考核监督，同时加强计划管理，提高企业风险意识和抵御风险能力。

“商会也应树立成员依法经商意识。”伍继延举例称，2011年温州的高利贷风波，温州商会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在他看来温商是在重复传统商帮的悲剧。因为温州商会多是按照传统商帮逻辑组织起来的，“比如温商常说我不用打借条就能借来几个亿，传统商帮提倡这种熟人社会的诚信，但在法治社会更需要法律契约的诚信，这既是依法经商，也是维护商人利益的保障”。

伍继延更希望能从国家层面出台专门的商会法为商会发展和行动提供法律引导和保障。“西方很多国家都有商会法，1915年中国也颁布过一部商会法，虽然所处时代和市场环境不尽相同，但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借鉴。”

“在法治社会有法可依的要求下，商会法的出台将是商会发展的有力保障。”徐志频建议，商会法中应细化商会职能并加强对商会违法违规的惩处，立法也应充分听取企业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