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全国30个省市区中，有20个已经成立贵州商会。此外，香港、澳门特区也已成立贵州商会，境外至少有7个国家已经成立贵州商会，产生了诸如任正非、陶华碧等商界佼佼者。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多来，省外贵州商会引资入黔总金额达3000亿元，省内异地商会引资入黔总金额近5000亿元。
新商帮的崛起，注定会成为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焦点。“商帮”，不是一个名词的复活，而是一种新时期被赋予了更多期待的存在，也是民营经济勃兴共同引领中国经济持续领跑世界的新引擎。
言及商帮，自来莫不以晋商、徽商为翘楚。黔之为邦，虽夙称边远，然建制可溯秦汉之际，徒因交通不便，受地理之限，开发较晚。但自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以来，随着一个个军事据点——“军屯”沿着黔中大地延展，大量的“民屯”“商屯”伴随而生。明清时期贵州控扼驿道的卫所通常是“三分守城，七分下屯”，有学者推算，仅明代贵州卫所的士卒大约有14.2万，与家属合计有42万，加上大量内地农民的涌入和往来贸易客商，逐渐在驿道两侧形成了城镇。以“屯”为支点的“通道经济”和中原儒家文化传播，滋生了贵州多彩文化和商业的最初形态。
因黔地而兴省贵州，神奇山国的文化基因深种于座客行商，诚信为贵，仁义如山。
及至近代，贵州商号以现代经营模式出现，分号遍及浙沪等地。再到抗战时期，经济中心迁移西南，中原、江浙等地商人涌入黔地，贵商之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以华之鸿等为代表的一代贵商，商业兴旺，兼济天下，秀甲四方，称颂一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贵州的发展吸引了五湖四海的商人选择贵州、投资贵州、融入贵州；同时，一批批走出大山的贵州商人凭借顽强的毅力和非凡的智慧，在外赢得了成功和声誉，成就了新时期的“贵商”。
目前，在全国30个省市区中，有20个已经成立贵州商会。此外，香港、澳门特区也已成立贵州商会，境外至少有7个国家已经成立贵州商会，产生了诸如任正非、陶华碧等商界佼佼者。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多来，省外贵州商会引资入黔总金额达3000亿元，省内异地商会引资入黔总金额近5000亿元。
诚然，无论是与传统的晋商、徽商相比，还是与崛起的浙商、湘商、川商相比，贵商整体还很弱小，与贵州经济发展一样，同处于后发赶超阶段。但贵州籍的本土企业家、海内外的贵州籍企业家以及在贵州投资创业发展的外省籍企业家，团结在“新贵商”的旗帜下，担起了贵州经济的半壁河山。数据显示，在贵州GDP总量中，民营经济比重逐年增加，截至今年上半年，贵州民营经济对贵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今年或达46%以上。
贵商之贵，脉承黔地商魂，贵而有品，贵而有德。而今，又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成为现时代担当贵州后发赶超的力量中坚。举起一面新贵商的旗帜，无疑是贵州各界群体意识的自觉，商帮的欢聚，也是贵州自信、自强的又一种符号性表达。
欢聚的温度正在发酵。贵商发力，万马如龙兴贵州，“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
